尽管未来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我相信各国政府最终能够避免激烈冲突，小心谨慎的处理好目前面临的问题。
在前苏联和东欧剧变后出现的那些新国家是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五花八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正在得到检验。劳工成本不仅包含雇佣者给予受雇者的金钱，还包括与工资有关、与工资成比例的税和社会支出，包括养老金和医疗支出。
事实上，快乐与痛苦、获取与牺牲都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地区及不同代人之间分配。顺利的意思是否是说，中国的经济产量在毛泽东之后持续增长，至多只有时快时慢之分，而从未有过绝对的下降？这是中国发展所具备的一个令人着迷的特征，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三，打压那些批评政府政策的反对派是不明智的。《财经》：正像您所言，中国经济以闪电般速度增长，那应该怎样看待这种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是否可以持续？科尔奈：我已经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成本低又是什么意思呢？低价格是谁支付？如果美欧的消费者购买了比较廉价的中国产品，他们当然就享受了低成本。
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分工时，必须清醒、精明地设定相关的比例和形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从东欧国家那些不怎么成功的措施中吸取经验教训，才是尤为重要的。老百姓的收入低，又何谈消费和创业。
５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一般性开支和投资开支，是政府预算内收入的７５％，占全部政府实际收入的４４％。未来可能的危险是，人口在城乡间剧烈流动，家庭不团圆导致劳动者行为的无家庭约束，农村老龄化将比城市快得多。从一些国家来看，日本行政公务开支占全部预算比例大体在２。
……然而，冷战的终止，苏联的解体，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东亚经济危机，以及‘９-１１事件，都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是充满意外的。中国无论是与东亚相比，还是与拉美和印度相比，由于房价太高，形成较高的居住成本门槛，向城镇转移的农村人口和劳动力无法在城市住下。
中国经济时报：学者们大量地讨论过发展的拉美陷阱。周天勇：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农村人口只有转移进入城市，才能提高他们的收入，才能改变他们的消费方式，才能使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有市场容量，因此，城市化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和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机制和过程。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大学生在６００万左右。居住成本的快速升高，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和其对未来社会稳定也积累了风险。
８亿元，其中行政机关投资为３１６６。从印度、拉美两种模式与东亚模式的比较来看，印度、拉美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后，其服务业发展的层次低，其每千人口拥有小企业数量比东亚水平低。而城乡规划由住房与城乡建设部系统组织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又由国土资源部系统来管理，实际上就是一种相互矛盾的管理体制。财政金融体系方面，可能负债很高，赤字高企，形成房地产泡沫，潜伏很大的金融风险，发生金融动荡和金融体系的崩溃。
从国外许多国家看，居民房价收入比一般在3—6，超过7就被认为较高了，而且他们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较小。周天勇：大量的小企业，主要分布在服务业之中。
中国经济时报：为什么收这样多的税费？原因之一在于供养机构和人员的规模过大，公务支出的比例过大。人们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迁移，是不是彻底离开故土，原来的土地和院落怎么办？到城市后是暂时租住，还是长久居留？在整个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如何调整？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如何进行再分配？周天勇：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人口的城市化过程，有一个人口从农村退出和向城市进入的过程，其退出和进入，必然地涉及财产、置换、交易等制度和行为，并且，退出的成本收益和进入居住的能力与成本，是人口最终能不能完全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中国经济时报：在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结构转型过程中，我们还能继续沿着对城市化半推半就、农民不能割舍农村资产、招拍挂和地方政府财政将城市中房价推得太高这样的道路走下去吗？周天勇：沿着这样的道路继续走下去，我们也面临着风险。结果，管理成本高，管理难度大，管理的效果也不理想。中国经济时报：这种矛盾其实也存在于城市中。上哪里去就业，分配如何公平周天勇：城市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大量的劳动者，在城市中做什么？在哪里就业？就业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之本，没有就业，从农村转移和城镇新增及其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就没有收入，就会带来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在我看来，影响农民永久迁移进城的原因，实际上是退出农村的损失较大，以及进入城市长久居住的支付能力较低而支付成本过高。您所说的发展的中国陷阱是什么？周天勇：我认为，未来中国可能会跌入这个陷阱。
注意力集中在大工业、大项目、大资本和大企业发展上，使大企业的领导层和职工分配较多，而忽视小企业，不能有效地发展服务业，使中等收入的人相对较少，因劳动力需求不足，人员闲置和失业严重，贫困人口较多，只能使居民间收入分配差距越拉越大他说，对于即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未来10年必将面临资源瓶颈，小国开放经济的框架已不适宜了，需要有大国思维，转变增长方式。
记者从IMF网站了解到，金砖四国在IMF中的投票权和份额分别仅占9.62％和9.76％，中国仅占3.66％和3.72％，大大低于美国16.77％的投票权、17.09％的份额，以及欧盟31.98％的投票权和32.38％的份额。孙明春说，四国在意识形态、发展利益、增长动力等方面都有差异，存在很多矛盾冲突。
实际上，中国等亚洲国家已经这样做了。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金砖四国要求在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获得更大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不过，对于有人提出的亚洲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撇开IMF、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日本财务省和交通省特别顾问山崎养世不以为然。首次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也认为，G20峰会依然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关键机制，但金砖四国峰会作为重要的多边平台，在推动IMF改革方面可发挥有效作用。环保政策要鼓励低碳减排。加强合作追求国际新秩序对于改革现行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建立更为平衡的全球治理体系，金砖四国有着同样迫切的要求。
也惟有如此，才能更大地提升中国的话语权。这里的关键是，新兴经济体的看法是不是建立在一个可信的承诺基础上的一个可信的威慑力量。
富有弹性的汇率机制有利于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于经济转型。按照IMF协议，许多重要决策，如份额的调整、特别提款权的分配、章程的修改等均需要85％的票数才能通过，因此，美国事实上享有一票否决权。
梅新育认为，四国加强合作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追求建立国际新秩序。只要不出意外且日元不大幅升值，今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板上钉钉。
值得注意的是，出口占GDP的比重虽然达到35%，但从增长的角度看外需的贡献其实并不大，净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只有十分之一。孙明春和梅新育提醒到，新兴经济体未必都能持续发展，某些国家当前的繁荣不过是昙花一现，金砖四国之间的矛盾与分歧也不能忽视。来源： 金融时报 进入专题： 金砖国家 。中国经济的表现更是令人侧目：名义GDP居世界第三位。
孙明春建议决策者要考虑以下几点：能源和资源政策应鼓励节能降耗及开发新能源。转变增长方式有利提升话语权经济总量和增量是新兴经济体话语权提升的物质基础，但仅有这两项，其话语权的底气仍然不足。
现在我们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合作追求国际新秩序，但不要忘了矛盾。印度新德里政策选择研究中心主任莫汉·古鲁斯瓦米认为，金砖四国峰会是四个国家领导人的论坛，但可以此进入由七国集团为主导的国际体系。
印度《经济时报》评论主编韦努认为，金砖四国应在G20框架下发挥作用，共同推动国际组织决策民主化，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这一多边外汇储备库已在本质上起到了部分替代IMF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
